2022年1月4日，數字人民幣（試點版）App上架安卓、蘋果應用商店，這不是公眾第一次見到這款App。2020年10月，數字人民幣曾在深圳試點消費券場景，在深圳的個人當時有機會抽簽獲得金額200元的數字人民幣紅包，共計5萬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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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包的發放與領取正是通過數字人民幣App，中簽者可以在羅湖區完成數字人民幣系統改造的3389家商戶無門檻消費。這是數字人民幣這一略顯抽象的概念第一次具象地呈現于公眾面前。

經過2020年深圳“千萬元紅包”試點，公眾對于數字人民幣的概念不再陌生，但是仍然難以想象它可能帶來的改變，特別是在移動支付已然足夠發達的中國。作為主要經濟體中最早啟動的央行數字貨幣項目，App的上線對于數字人民幣無疑具有標志性意義，但其尚無法囊括數字人民幣真正的野心。

繞開了銀行賬戶

2022年年初，數字人民幣開始在更廣闊的地域、人群與應用場景下試水。

試點中，數字人民幣指定運營機構抽選的試點地區白名單用戶可注冊數字人民幣（試點版）App，試點地區擴展到深圳、蘇州、雄安、成都、上海、海南、長沙、西安、青島、大連及冬奧會場景（北京、張家口）。同時，“運營機構”也有所擴容，相比于2020年的四大國有銀行（工、農、中、建），變為六大國有銀行（中、農、工、建、交、郵儲），外加股份制銀行招商銀行，以及微眾銀行、網商銀行兩家民營銀行，白名單用戶可以開通這些商業銀行的數字人民幣錢包。

從一開始便參與研發的騰訊、阿里系銀行進入運營機構，其所屬的運營機構陣營又承擔怎樣的角色？數字人民幣采用雙層運營體系，由央行與指定的商業銀行這兩層構成，央行向商業銀行批發數字貨幣，再由作為運營機構的商業銀行面向公眾提供數字人民幣兌換流通服務。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研究員劉典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隨著數字人民幣的推廣，未來運營機構扮演的角色并非只是提供兌換服務，而是圍繞數字人民幣完善支付場景生態。“比如支付寶、微信支付將活期存款轉變為電子貨幣，但是其角色不止于此，更關鍵在于拓展了廣闊的應用場景”。

但提供兌換服務，這是當下用戶對于運營機構作用最直觀的體會。有用戶甚至產生疑問，在使用數字人民幣App時，需要將銀行賬戶的錢兌換為數字人民幣，充入“錢包”，為什么不直接使用銀行賬戶支付？

“‘錢包’是不準確的說法，其實指個人數字人民幣賬戶系統，目前在終端上的體現便是數字人民幣App，而數字人民幣賬戶與銀行賬戶是分開的兩套系統。現在人們認為數字人民幣賬戶余額是由銀行賬戶余額‘兌換’而來，與支付寶、微信支付賬戶余額邏輯類似，似乎仍繞不開銀行賬戶，但是未來數字人民幣會有其獨立來源。政府、企業都可能成為個人數字人民幣的來源，如果企業的員工都有數字人民幣賬戶，企業發放工資時可以不經過任何銀行賬戶，直接發放到個人數字人民幣賬戶。”浙江現代數字金融科技研究院理事長周子衡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

周子衡表示，如果一個人沒有銀行賬戶，那他依然能使用數字人民幣。數字人民幣與銀行賬戶松耦合，便可以在技術上實現“小額匿名”，達成與使用現金支付一樣的匿名效果。

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所長穆長春曾解釋說，目前的支付工具，無論是銀行卡還是微信、支付寶，都是與銀行賬戶體系綁定的，銀行開戶是實名制，無法滿足匿名訴求。數字人民幣錢包采用了分級分類的設計，根據KYC（Know Your Customer，了解消費者）程度的不同開立不同級別的數字錢包，滿足公眾不同支付需求。其中KYC強度最弱的錢包為匿名錢包，僅用手機號就可以開立，當然這類錢包的余額和每日交易限額也最低，只能滿足日常小額支付需求。

數字人民幣App顯示，數字人民幣錢包根據客戶身份識別強度進行分類管理，分為四種錢包類型，其中四類錢包便是非實名錢包，辦理條件僅需手機號即可，但設有1萬元的余額上限、2000元的單筆支付限額上限、5000元的日累計支付限額上限，以及5萬元的年累計支付限額上限。

對于手機號實名制，因此仍無法實現匿名的疑慮，穆長春解釋稱，盡管電信運營商也參與了數字人民幣的研發，但根據有關法律規定，電信運營商不得將用戶信息披露給央行等第三方。因此，用手機號開立的數字人民幣錢包對于央行和各運營機構來說，是完全匿名的。

但是辦理三類、二類、一類錢包，就需要“有效身份證件”“本人銀行賬戶”“本人銀行賬戶運營機構現場面簽”等條件。

穆長春曾表示，數字人民幣如果匿名程度過高，也可能被犯罪分子盯上，變成黃賭毒等非法交易的工具。央行數字貨幣的匿名探索不能違反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及反逃稅等監管規定。完全匿名從來不是各國央行數字貨幣的考慮，只有在符合“三反”等監管要求前提下的有限匿名才是國際共識。

數字人民幣會取代誰？

在數字人民幣App上，顯示已有美團、餓了么、滴滴出行等零售交易類，網上國網、中石化App等生活繳費類，以及黨費交納等政務服務類場景，共42個平臺試點使用數字人民幣。

其實從賬戶松耦合、可控匿名等特征不難看出，數字人民幣與實物現金在使用上具有相似的特征。但隨著數字人民幣的推廣，其與現有支付方式，特別是與第三方支付工具之間的關系成為外界關注的話題。

2021年5月，在“2021 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央行前行長周小川曾澄清外界對于數字人民幣存在的誤解，其中之一便是“人民銀行推動的DC/EP（數字人民幣）是想取代第三方支付的角色”。

他解釋說，這是一種妄議，DC/EP是一種雙層系統，整個研發隊伍由人民銀行組織，由主要商業銀行、電信運營商和第三方支付機構共同參與研發。大家都是在一條船上，并不是有些人說的誰會取代誰。

劉典認為，數字人民幣與現有第三方支付工具之間的競爭并不在同一個維度。人民幣作為中國的主權信用貨幣，它的數字化進程目前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可以稱為“電子貨幣”，即通過電子化方式支付的貨幣，也就是在支付寶、微信等第三方和銀行電子支付體系中交易與流動的人民幣；第二個階段可以稱為“數字法幣”，即中國人民銀行推進研發與試點的數字人民幣。

“這兩者有什么區別呢？數字人民幣是‘真材實料’的貨幣，而移動支付是一種取、收錢的方式。二者的關系或可以比喻為‘水’和取水的‘工具’，性質完全不同。換言之，數字人民幣賬戶是一個原生銀行賬戶，里面的金額相當于現鈔，并且這個賬戶自帶央行搭建的一個電子支付渠道。而用戶在第三方支付App里的賬號只是一個虛擬的、用于記賬的賬戶，其內的金額實際是第三方機構或用戶個人存在商業銀行里的人民幣，用戶在使用第三方支付時，要關聯銀行卡賬戶。”劉典表示，就個人用戶端的使用體驗而言，數字人民幣和微信支付、支付寶等第三方支付工具差別不大，但它們背后的機理卻迥然不同。

根據用途和存在形式的不同，貨幣可以被分為M0、M1、M2三類，M0指流通中的現金，包括紙幣和硬幣，M1是在M0 的基礎上加上企業活期存款，M2則是在M1的基礎上加上定期存款、居民儲蓄存款、其他存款。人們在使用支付寶、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工具時，需要綁定銀行賬戶，通常使用活期存款，屬于M2范疇，而數字人民幣的定位是替代M0，也就是替代紙幣、硬幣這樣的實物現金。

穆長春也曾解釋說，支付寶和微信支付是數字錢包，在數字人民幣誕生前，里面承載的是商業銀行存款貨幣。數字人民幣誕生后，錢包里裝的內容可能會增加央行數字貨幣，大家仍然可以使用原有的錢包進行支付。

“雖然在支付體驗上幾乎沒有差別，但對于商家、消費者，可以接受或拒絕任何第三方支付工具，但是數字人民幣是法定貨幣，并非一項可選的金融服務。”劉典說。

這也體現了兩者背后的機理差異，但目前數字人民幣試點的應用場景為小額零售，有觀點認為，中國移動支付的發達，或對數字人民幣的推廣造成障礙，因為移動支付已然覆蓋了眾多消費場景。

“這就像討論已經有飛機的情況下為什么還要修建高鐵，甚至認為高鐵會壓制航空業發展，但其實兩者在中國在同步發展。”周子衡認為，數字支付非常復雜，并且層次豐富，個人有限的經驗認為沒有需求，并不意味著政府、公司等主體也沒有需求，在整個數字支付系統中，并非滿足個人消費場景的支付需求就解決了全部問題。

在各國央行數字貨幣的設計方案中，一個重要問題是央行數字貨幣是批發型還是零售型。劉典認為，數字人民幣屬于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面向公眾，而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的使用更多限于中央銀行和金融機構之間等對公場景。“數字人民幣的應用并不意味第三方支付機構的現有市場受到沖擊，但是對于數字人民幣未來可能打通對公、對私融合支付的新型場景，現有第三方支付機構或許不會再占據主導地位。數字人民幣對于支付帶來的改變未來可能更多發生于對公支付領域，一些支付場景只有具有法償性的數字人民幣才能夠打通”。

“從貨幣演進歷史的角度來看，一般先要在零售領域站穩腳跟，再拓展到批發領域，數字人民幣未來的核心目標是瞄準批發、大額領域。”在周子衡的設想中，未來財政、稅收領域的資金往來都可以不再通過銀行賬戶體系。

從這個角度講，他認為未來數字人民幣構建的支付生態最終的對手是現有的銀行支付體系。“判斷數字人民幣成功與否的一個比較核心的指標是數字人民幣賬戶余額，目前是完成了從零到一的過程，在結構上實現了突破，但是賬戶余額量還很小。籠統說就是未來人民幣會分為兩種型態，數字形態與非數字形態，前者要取代后者，如果數字人民幣余額達到非數字形態人民幣余額一定比例，基本上銀行的支付渠道就會‘繳械投降’，數字人民幣在既有的數字支付的基礎上發展，這一進程會很快”。

在劉典看來，這也意味著數字貨幣將加深對金融機構的脫媒化趨勢，“金融科技帶來的一大改變就是脫媒化，過去辦理很多業務必須要到銀行網點，也就是需要一個網絡化的媒介支撐，但現在我們辦理業務對于網點的需求已經越來越少”。

如何影響現有國際貨幣體系？

“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數字人民幣應用試點的推進速度最為迅速，而數字人民幣之所以偏向零售型，是由于中國數字支付以及與之配套的金融科技應用相對成熟。”劉典認為，中國之所以選擇零售型路徑，也緣于中國已經積累起的應用優勢，“零售型數字貨幣在技術環節要處理的問題更為具體，而批發型數字貨幣更多涉及金融機構間結算體系的改造”。

相比于2017年年末便已批準開展數字人民幣體系研發的中國，其他主要經濟體對央行數字貨幣態度的轉折大多發生在2020年，這一年也被成為主權數字貨幣崛起之年。

2020年1月，包括歐盟、日本、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在內的六家央行與國際清算銀行一道，就央行數字貨幣成立聯合工作組。隨后，美聯儲也加入了這一工作組。

“歐美、日本在數字支付領域‘一腳踩空’的根源在于銀行不提供貨幣來源，相當于不提供子彈，而非因為文化、習慣等，但是中國的銀行卻愿意提供支持，因此雙方過去在數字支付領域形成差距的原因在于銀行業的立場和態度。這又取決于銀行的組織形態，中國銀行業的特點是高度單一化，同質競爭激烈，翻譯過來便是中國的銀行業最容易出‘叛徒’，一些國有大行不愿意做的事情卻有中小銀行愿意嘗試。”周子衡認為，除了商業銀行系統是否支持數字支付，另一個重要因素便是監管的態度，中國監管的態度長期為包容審慎，之后再查缺補漏。這兩方面因素決定了歐美、日本在數字支付領域的追趕頗為困難，基于此在數字貨幣的推廣上也會與中國形成落差。

“因為銀行的利益難以觸動，美國的想法是銀行體系外掛數字資產，技術對接，財務不對接，相當于銀行與保管箱中的東西沒有關系，但保管箱由銀行保管，再讓保險箱在不同銀行間流通。相比之下，中國的路徑相當于直接做‘開膛手術’，變革貨幣結構，建立兩套賬戶系統。”周子衡將之比喻為，中國在做激光手術矯正近視，美國在配眼鏡。

這種落差也讓一些人寄希望于數字人民幣助推人民幣國際化，甚至替代美元國際主導地位。對此，周小川在去年5月時表示，數字人民幣的發展主要是立足于國內支付系統的現代化，跟上數字經濟和互聯網時代的步伐，提高效能、降低成本，特別是為零售支付系統服務。本來設計的目的和努力的方向，就沒有想取代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和國際支付貨幣地位。

但是隨著各國央行將數字貨幣提上日程，必將對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帶來影響。

“央行數字貨幣對于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沖擊近期不會發生，更多是遠景。目前央行數字貨幣賬戶的余額還難以帶來影響，就像用放大鏡無法點燃一棟房子，但是未來世界范圍會不會仍像現在一樣由主權貨幣主導，非常值得懷疑。”周子衡認為，未來一些國家可能無力發行央行數字貨幣，可能因此不得不放棄貨幣主權。

“如果全球進入數字法幣競爭的新格局，一些國家的主權貨幣可能會進一步名存實亡，其實現在也有一些經濟體就表現出高度美元化的特征，在數字貨幣時代，這些國家已經旁落的貨幣主權可能會進一步消解，依附于區域性主流央行數字貨幣。”劉典認為，與此同時，美元的地位會相對呈現下降趨勢，未來的國際貨幣格局可能演變為“多中心化”，伴隨逆全球化趨勢，區域性經貿組織崛起，與之相伴的可能就是相應的數字貨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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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電子商務 - 支付 / 金融科技 數字人民幣應用再試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