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戶需要帶殼蠶豆，4號樓202室2份、3號樓304室3份……一共70份700斤；27戶需要黃山太平湖魚，4號樓102室1份……一共50份；還要54份108只雞；6箱72托雞蛋，每箱360枚……上海靜安區某小區組織團購的“團長”胡冬安按品類、室號等分類列了一個長長的明細表，核對幾遍后，她和聯系好的供貨商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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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供貨商的排期，三天后才能發貨，第四天到貨。“到貨的具體時間沒法預計，只能等通知，因為路況不能保證。”胡冬安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凌晨三點接貨也有過，看運氣。”

到了接貨那天，胡冬安要特別留意手機，隨時準備接貨車司機的電話。接到通知，她再聯系小區志愿者，穿好防護服，戴好口罩，面屏及手套，到小區門口等貨。接貨、卸貨、清點物資都由她這個團長全權負責，清點好的物資放到小板車上拉進小區，如果那是晚上10點以后——10點以后接貨是常事，胡冬安和志愿者要等第二天再送貨，因為“怕板車聲音打擾別人睡覺”。

發放物資就相對好操作了，他們對照著配單，把各樓的物資運送到樓下，再由各樓志愿者分發自己樓層，如果剛好趕上測核酸，各戶居民可以自己下樓領取。家中只有老人或行動不方便的，志愿者負責送到家門口。發完貨事情還沒有完，團長要提供“售后”，如果哪位居民對物資的質量、數量有意見，找到胡冬安，她得自己想辦法解決。

這是一個上海“團長”的典型日常。在上海實行全域靜態管理、常規市場供應體系驟然停擺以來，“上海團長”火出了圈，他們利用自己日常工作中的資源，尋找物資，組織社區團購，某種程度上，他們代替了這個城市中因為工作量劇增而略顯無序與忙亂的基層管理者。他們的身份，從原本繁忙于尋常日子的普通居民，變成人們口中的梗——“我的團長我的團”，以個人接力的形式打通了封控小區的最后100米，救居民于匱乏，但最魔幻的，還在于短短二十幾天中，他們集贊譽與質疑于一體，從被感謝到被審視、隨后又被非議的嘈雜聲場中，在這個令人感懷的2022年春天里，上海“團長”注定會成為一群被記住的人。

“一開始沒人知道怎么當團長”

“物資供應不上了”的出現，最早是在3月30日到31日。當時的浦西還沒有封控，居民們早早在3月27日上海宣布封控計劃后就囤足了一個清明假期的物資。而原定封控至4月1日凌晨5時的浦東已經確定延遲解封，很多人家里儲備的菜不夠了。

崔麗麗在上海財經大學擔任教授，主要做電商研究，也是上海市網購商會的專家，她從商會會長宋軼勤那聽說了居民物資告急的消息，倆人和幾個同事、朋友商量了一下，覺得可以利用平時積累的供應商資源做點事，幫買不到菜、糧食的小區對接靠譜的供貨基地，于是拉了群。宋軼勤記得，“一個小時不到，200人就沖進來了。幾乎每過幾秒，就有一個人掃碼進群。”最開始入群的人，都是這個臨時公益小隊成員的親人、朋友、朋友的朋友……且以居住在浦東的人為主，慢慢的，聞訊要求進群的人越來越多——因為浦西也延遲解封了，不到5天，群已滿500人，于是再組建二群，現在，兩個群加起來共有800多人。

商會副秘書長戎穎負責對接供應商，“最開始進群的人都是自己想買菜，以為可以像平時的外賣平臺一樣自己訂貨。”她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人們進群后才發現，商會聯系的供貨基地無法接散單。提供給群內人員的幾家蔬菜、肉蛋基地都是戎穎一個個打電話確認過的，他們都有自己的貨車和司機，有運力，質量均由上海市農委或者是商務委認定過，但這些基地一直是大型線上平臺的供貨商，并沒有零售能力，他們要求必須達到一定預定數額才能發車送貨。群內的人們觀望了一陣，沒辦法，不湊夠發貨門檻就解決不了自己的吃飯問題，一部分人開始嘗試在社區發起團購，被“逼”成了團長。

“為什么不在封城前多囤吃的？”這是相當多上海人被外地朋友問過的問題。陳潔是一家公司的創始人，有一家名為鎏婳書的化妝品企業，她所在的小區屬于上海的一處高檔小區，在3月27日她就注意到朋友圈內很多人在儲備食品，3月29日，距離她所居住的浦西封控還有3天時，她也準備儲備一批。

早上8點出門，她先后去了離家最近的大沽路菜場、浦西最大的菜場——廣粵路副食品市場和上海著名的網紅菜場——高陵路菜場，這些菜場已經全部關閉。她趕緊又去盒馬x會員店和costco，“目測進門隊伍長達200多米”，人員密集，出于安全考慮陳潔選擇放棄。最后她去了上海太古匯下的城市超市——單價昂貴、售賣精品的高端超市，除了一些零食、酒類還有貨，蔬菜、水果、牛奶、冷凍食品等貨架都已被搶空。所幸那時盒馬、叮咚等線上平臺還能使用，雖然派送速度遠不及往日，還有很多物品缺貨，陳潔也算湊夠了一家人4~5天的口糧，“既然通知封控4天，多數人就只儲備了4、5天的食物，老人們儲備1周需要的藥物。”陳潔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陳潔冒雨發完物資往回走時，鄰居拍下了她的背影。圖/受訪者提供

4月4日晚7點，“上海發布”發出通知，全市繼續實施封控管理，嚴格落實“足不出戶”。原定于4月5日凌晨解封的浦西，和浦東一樣，延后解封。

以往，上海作為商品經濟和電商渠道極為發達、居民個性化需求多樣化的城市，社區團購始終不活躍，很多人不要說當團長，就連團購都沒參與過。當零售停擺，一貫與經銷商對接的上游生產商只能越過B端直接面對C端，他們更加沒有經驗。于是，所有人一起在摸索中度過了一段兵荒馬亂的日子。

“一開始沒人知道怎么當團長。”崔麗麗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剛建群那幾天，想開團的成員經常互相交流，她記得，群內有一位從事IT工作的男士，對網絡工具比較熟悉，他專門錄屏把群接龍等工具的使用方法廣而告之，還開過騰訊會議。可以說，宋軼勤、崔麗麗等人建的群不但提供了供應商資源，還是團長們在初始階段互相培訓、交流經驗的平臺。也因此，她們被大家戲稱為“團長的團長”“旅長”“司令”。

那幾天，“旅長”們每天早晨一睜眼就開始在群里回答各種提問，有詢問物資情況的，也有來問團購線上工具使用方法的。崔麗麗和戎穎對一位在小區物業工作的女團長印象極深，她已經年過50，對做表，接龍等工具一無所知，沒少給公益小隊成員打電話，一點點從零學起，為小區居民團購一次物資要連續幾天熬到深夜1、2點。

戎穎比她睡得更晚。剛接觸團購的團長們，思維往往還停留在疫情之前，那時物流的整個環節可以從容查看：何時攬收、物流進度、預計哪天到貨……而這些環節在封控的上海難以預計。3月28日，上海宣布，保供企業車輛憑通行證可以在封控區域正常通行，保供人員需憑“保供企業證明”、“工作證或單位證明”、“48小時內核酸陰性報告”和“健康碼綠碼”出入核酸篩查封控小區和集中居住的酒店。

供應商的車要上路，需要通行證，司機需要核酸檢測證明，在人力運力缺失嚴重的情況下，變數很大，一直得不著到貨消息的團長只能打電話問戎穎，戎穎再去聯系供應商。供應商的司機也非常辛苦，一大早出發一路發貨，常常發到凌晨2、3點，半夜送貨到目的地的司機，聯系不上團長，也只能找戎穎。在團購剛興起的那些天，戎穎每天只睡2、3個小時。

供貨商同樣不容易，一個蔬菜基地的負責人告訴宋軼勤，得知他的蔬菜基地能團購，2、3天內幾千人來加微信、打電話，基地長期直供電商平臺，從未做過社區團購，沒有相應的系統和人員，臨時負責接單的工作人員根本處理不過來，急得一直哭。送貨時的突發情況更多，一旦通行證出問題，或者是工作人員各自被封在什么地方，貨就無法準時送出。崔麗麗聽一個供應商講，他們的送貨車輛因為封控原因無法按原計劃送貨，為了能夠按時履約，他們到市場上去尋找能夠上路送貨的車輛，開出5000元小費一天的價格都沒有找到。

團長都是“項目經理”

宋軼勤、崔麗麗的公益小組每天晚上開會，討論層出不窮的問題。“物資是不缺乏的。”她們對接了那么多基地、供應商，得出這個共識，主要還是供應鏈的問題，沒有人運送或者分發。如今上海市民在叮咚、盒馬等App上搶菜難，不是因為沒有菜，而是搶不到即時配送資源，團長+志愿者的組合方式，重新搭建起了零售與消費者之間的供應鏈，但物資在途的問題是無論“團長”還是“旅長”都無法解決的。

“旅長”們能想出的辦法，就是四處尋找有運力的供應商，篩選甄別之后，再把資源提供給更多小區的“團長”，具體細節也要落實到位，例如雞蛋一托30個，一箱12托，“團長”們最好整箱訂購，避免拆箱。

幾個“旅長”小伙伴把常見問題匯總制作成群公告，減少回答重復的問題消耗時間，一個個靠譜的供應商資源也制作成表格，公布在群公告和上海市網購商會的公眾號上，逐漸實現供應商和團長直接交流對接，宋軼勤還托人找來了幾個上海商學院的在校生做志愿者，幫忙答疑和制作共享文檔。在這期間，團長們逐漸摸出了團購經驗，習慣了深夜接貨，手忙腳亂的供貨商也重新安排人力物力適應社區團購。

原本直供電商平臺的蔬菜供應商給浦東的小區送貨。圖/受訪者提供

在戎穎印象中，大約一個多星期之后，群內的團購就逐漸走入正軌，無論供貨商還是團長都開始從容起來，自己的工作量也不那么大了。從3月31日開始，到4月中旬時，他們已經幫助了163個社區，訂購了3萬多斤蔬菜，3.5萬斤面粉及面條，2.2萬斤水果，近1萬斤大米，8萬多枚雞蛋。

人們開始有了更多需求，“旅長”們對接的物資品類也逐漸豐富，從一開始的基礎物資擴展到肉類、面包、母嬰產品……事實上，不同社區的團長面對的群體需求和需要解決的問題并不完全相同。

陳潔居住的社區是上海知名高檔社區，物業管理嚴格，團購前，團長必須將物品類別、數量、產品防疫證、流通證等一系列相關信息詳細向物業報備，報備合格后，物業為團長提供防護服，到貨當天和團長一起在社區門口接貨。陳潔當上團長是因為想給孩子買一個生日蛋糕，已經封控在家無法外出，她不希望孩子的生日連起碼的儀式感都失去，而“21cake”的大客戶工廠專送要求，是30份蛋糕+500份面包。類似的需求在社區群居然很快得到回應，200人的蛋糕團瞬間拉滿了。

陳潔所在的社區有20棟樓，物業工作量龐大，他們將到貨的面包、蛋糕分配到每棟樓的一樓大廳后，沒時間等志愿者或訂貨的居民來交接就離開了，導致陳潔接貨時清點好的訂單少了4份面包，遇到此類情況，團長們只能自己貼錢給沒收到貨的住戶退款。有鄰居說不必，但陳潔覺得，貨是自己團的，沒理由讓鄰居付了錢卻收不到貨。

蛋糕這類非剛需的團購在胡冬安所在的社區是不存在的，她居住的社區比較老舊，老年人占絕大多數，她和另外幾位社區團長團的都是蔬菜、肉、蛋、牛奶等生活必需品，為了節省志愿者的精力體力，她也不太支持居民團咖啡、飲料之類“非剛需”，畢竟卸貨、發貨都是志愿者們肩扛手提，多在外暴露一次也增加一次感染風險。

胡冬安和志愿者把團購來的物資標好號碼，按順序排放，利用電梯傳送，訂了貨的居民自己按好樓層到電梯里自取，避免接觸。圖/受訪者提供

小區只有四棟住宅樓，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物業，這意味著團購不需要麻煩的報備，但也沒人提供防護服和消殺設備——這些都靠胡冬安和幾個志愿者在居民中募資，然后又托人購買。直到防護、消殺物資都到位，他們才敢發起團購，那時，老人們家里的菜肉都已見底了。

小區老有老的好處，樓里的很多老人經常和胡冬安的媽媽走動，在她眼里，這些老人不是居委會統計表上的數字，而是溫暖而親近的長輩。正因如此，樓里各戶的情況她和幾個志愿者都基本摸透了，誰家缺什么他們心里都有數，他們代替了忙不過來的居委會。

日常物資在胡冬安看來還算好團，部分老人只會付現金也好辦，最讓她為難的是老人們需要藥品。她用了最原始的采買辦法：托還能買到藥的虹口區朋友當中轉站，將訂單統一下到朋友的小區，再由朋友叫一個跑腿快遞，送達胡冬安所在的靜安區，跑腿費200元按訂藥居民的購藥比例分攤。胡冬安原本是做品牌咨詢管理服務的，行業因為疫情停擺，她把全部精力放在幫居民團購上，相當于打了第二份工，不過是純義務。

渠道對接、時間安排、人員安排、收貨收款、與各類人員溝通統籌、售后各環節……開一次團無異于一次完整的項目運作并如期交付。在上海市網購商會會長宋軼勤眼中，這是一個需要決心、毅力、耐心、細心以及強大執行力、協調力、溝通力以及運營力的龐大復雜工程，她接觸了上百個團長，這是他們多數人身上具備的特質，最關鍵的共性，是他們都很熱心。

也許是在采買和溝通方面具有優勢，崔麗麗給出的一些S2b2c（S即是大供貨商，B指渠道商，C為顧客類）的社群電商企業的參考統計數據顯示，92％~95％以上的社群“團長”是女性。這與陳潔的觀察基本相符，陳潔社區內物業拉的團長群中，約有40位團長，九成為女性。

通過對群內超過200位團長的了解，宋軼勤認為團長多數為企業中高層或是創業者，否則他們沒有如此強大的項目管理能力和相對豐富的采買資源。宋軼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自己小區的團長每天都有早報、晚報，隨時更新團購物資的成團情況和進度，“報表之漂亮，要是沒有五百強企業的工作經驗恐怕都做不出來”。

“野生團長”帶來的污名

自發的新型市場難免出現亂象。4月19日，上海靜安警方查獲一起哄抬物價非法經營案，一名42歲的男子因為大量囤積青菜、雞蛋、雞鴨等食品非法獲利150余萬元。

這樣的消息一出，坊間立即紛紛議論，議論變成沒頭沒尾的傳言，傳言再衍生出陰謀論。這些或主動或被動加入上海供應保衛戰的團長，開始遭遇非議，有些人把他們發起的居民團購稱為高價“黑市”，甚至傳言京東進不了上海是因為“團長們”壟斷了市場。

崔麗麗感到哭笑不得，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上海在全域靜態管理狀態下產生的居民團購發展到今天，不到一個月時間，團長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純公益團長，不但義務組織團購還可能自己貼錢。那些從社區中走出、組織本小區鄰居一起團購的團長，基本都屬于此類，崔麗麗群中的團長，也是此類。第二類團長從供應商那里獲得少量傭金，用以補貼因為貨物丟失或食品在運輸中損耗而造成的損失，防止自己貼錢。上海的社區規模不等，一些社區幾千號居民，崔麗麗感慨，“在這樣的小區當團長，完成訂購統計和分發，實在是不小的工作量，如果有人愿意站出來，那么獲得一些合理的傭金又怎么了呢？”

真正應該受到譴責和管控的是第三類人——想方設法獲得低價物資再以極高價格轉手的“野生團長”，他們通常不是小區內居民，也許還具備某種“關系”，可以壟斷某個小區的團購，不讓他人插手。陳潔買過一次高價團購菜，555塊錢10斤，其中只有20％是娃娃菜等稍為珍貴的葉菜，其余是被上海人稱為“抗疫五兄弟”的蘿卜、圓白菜、洋蔥、土豆和西葫蘆。

第三類“野生”團長原本只有極少數，但占更多數的公益團長，卻因這部分人被集體污名化。遇到這種情況，戎穎選擇“懟回去”。有一次，她為小區團購的蔬菜有瑕疵，多數鄰居表示理解，經過層層關卡長途運輸而來的蔬菜無法和菜市場相比，但也有人在群里投訴戎穎，說她“不知道在里邊賺了多少錢”。很多鄰居馬上站出來為戎穎說話，但她心里仍然感到委屈，“勞心費力甚至虧點錢都沒關系，但是這些冷言冷語實在令人寒心。”

最讓團長們感到安慰的事，就是收到貨的居民在群里開心地曬照片。圖/受訪者提供

一些公益團長退出了團購發起人行列，例如陳潔，只當了一次團長，操心費力并且賠進幾百塊錢，她沒再發起第二次。之前曾在崔麗麗的群中熱心組織大家學習各類工具軟件的男團長，也因為“團長”這個名稱被黑而感到灰心，不再組織團購。公益團長紛紛離場，反倒給少數高價“野生團長”提供了更多機會。

3月10日，上海市市場監管局制定發布了《關于規范疫情防控期間“社區團購”價格行為的提示函》，維護消費者權益。市場監管局副局長彭文皓說，疫情防控以來，“社區團購”成為封控期間市民生活物資保供的主要方式，為民生保障，緩解“買菜難”問題，發揮了重要作用。彭文皓對依法開展的社區團購，表達了支持。

進入上海全域靜態管理的第四周，社會面新增感染者逐步下降，京東正在恢復上海的運力，上海的餐飲企業也加入團購大軍。胡冬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上海打開“餓了么”，周邊的餐廳、商超、店鋪……無論之前經營什么，現在都在組織團購，有蔬菜肉蛋，也有速食、正餐、飲料……人們的選擇似乎多了起來，不過，形式仍然是團購。

“旅長”們注意到，最近幾天社區里蔬菜肉蛋的團購變少了，人們開始對吃得更好有了需求，崔麗麗在自己所在的小區看到有人在團肯德基、冰淇淋還有各種冷飲。如今，“旅長”們的公益小組也把注意力轉移到更需要關注的人群身上——獨居老人和孤寡老人，他們正在向周邊居委會收集信息，組織企業捐贈。

回到她的學術領域，崔麗麗的研究是數字化賦能社會創新，說通俗點，就是利用數字化工具創新地解決社會問題，這次當“團長”“旅長”，也可以算是她研究課題的一次具象實踐。什么是數字化賦能社會創新？她覺得市民們通過社交軟件、共享文檔等數字化工具的互助互幫就是，在疫情當下，人們自下而上地努力改變困境。而參與幫助更多人順利團購的經歷，讓她更看清了供應鏈中的各個環節，幾天前，她在一篇文章中寫道：“買菜難”的重要教訓之一，就是城市在一段時間內主動切斷了與市場的連接。

無論“團長”還是“旅長”，再靠得住也只是零售被斬斷時臨時性、暫時性的補充，終究是上海人在自救中沒有辦法的辦法。他們真正盼望的，倒不是如何為團長“正名”，而是大家終于自己走出家門，不再需要他們，讓“上海團長”就留在這一段特殊的歷史中，誕生、也消失于2022年的春天里。

（文中胡冬安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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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電子商務 上海團長盼望自己消失在2022年的春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