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臨，華燈初上，工作了一天的人們從各個寫字樓、工廠里魚貫而出，奔向家中休息。但對王女士來說，第二份工作才剛剛開始。她推著兩排衣架，早早占據了下班高峰期人流量較大的有利位置。在40分鐘里，有五撥人停下來看了衣服，但都沒有成交。

王女士表示，現在每個月擺攤的收入兩三千元，是她家庭開支必不可少的補充。在證券時報記者和她聊天的過程中，她老公蹲在不遠處玩手機，一旦城管過來，他們兩人可以迅速抬起兩排衣架，躲入不遠處的變電箱后面。

地攤經濟在我國由來已久，卻也一直是監管難題。記者采訪過程中，多數受訪者都表示支持地攤經濟，喜歡地攤上的煙火氣兒，但也擔憂城市會不會重回臟亂差。

如何設計出市場化的政策規范，讓地攤經濟真正活起來，考驗著規則制定者的智慧。而建立起長效的管理服務機制，才能最終調和商販和城管的矛盾。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表示，政府應該對地攤經濟進行適當的引導和管理，有相應的規范、指定的地段、專門的管理機構，這樣地攤經濟才有可能有序發展，不擾民、不破壞城市秩序、不污染城市。

沒網上說的那么美好

王女士今年47歲，來深圳20多年了，目前一家三口租住在寶安區一個農民房里。疫情期間，24歲的兒子工廠暫時放假，老公是搞安裝的，“有事做，但工價不高”。她本人在電子廠流水線上做事，每天4點半下班，下班后匆匆忙忙回家收拾，做飯吃飯，不超過5點半就出來擺攤。

“我從抖音上看到了，說總理鼓勵擺地攤。不過我今晚上還看到城管過來了兩次，可能是這條路不讓擺?我也不知道哪些地方是可以擺的。”王女士告訴證券時報記者，疫情以來，生意差了很多。她工廠所在的工業區，很多廠子放假了，人少了買衣服的就少，再一個原因是疫情也影響到了很多人的收入，“擺地攤賣吃的要好一點。就算沒錢，該吃的飯還是要吃，但衣服就不一定，去年的還可以穿一穿是不?”

在王女士旁邊擺攤的貼膜小哥，面對記者詢問“網上說手機貼膜月入過萬是不是真的”時，連連擺手，“哪有那么高啊，也就是賺個吃飯錢。以前可能有，但現在貼膜收入真不高了，疫情影響還是很大的。擺地攤里最賺錢還是賣吃的。但是賣吃的累啊，我做不了。”小哥介紹，以前他是全職擺地攤，后來生意不好，白天去上班，晚上再出來擺。“你看看現在晚上生意都不好，白天哪有人?你不要信網上說的那些，擺地攤沒那么賺錢，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誰愿意干這個啊?”他向記者演示了一下他的擺攤桌，可以在幾秒鐘內迅速合上，攜帶奔跑。

城管：希望相互理解配合

城管和攤販的關系，被比喻成貓和老鼠，一聲“城管來了”曾是多少攤販的緊箍咒。

一位城管負責人告訴證券時報記者，目前關于地攤經濟這一塊，深圳暫時沒有明文規定下來，他們還是按照原有的規則在執法。他內心也很支持地攤經濟，疫情波及面非常大，如果通過擺地攤，可以解決部分人的生計問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這位城管負責人表示，地攤的管理至少需要考慮到四方面：固定時間、劃定區域、垃圾處理、引導交通。“大家都要生活，出來擺攤是為了生活，不容易，但也不能亂擺，市容市貌、市民生活的舒適度也要考慮，需要政策設定一個平衡點。我們干這行工作也不容易，希望彼此能夠相互理解，相互配合。”

記者在地鐵口發現了一位賣煎餅果子的大爺。大爺表示，他是剛來這個地鐵口賣，聽老鄉說這邊不查擺攤了，所以來碰碰運氣。他看了總理對地攤的表態很開心，以后擺攤更有底氣了，感覺這幾天城管明顯客氣了很多，只是提醒往里挪挪別擋路了，或者說這個地方不能擺。“賣這個一天賺個兩三百塊錢問題不大，我們也做不了別的，擺個攤還可以自食其力。原來老怕城管查，一旦抓到了扣車，想要車就得罰款，罰款是按擺攤的長度算，他心情好從桌面的長度量，心情不好就從車頭的位置量，罰一兩千塊都有可能，罰一次，幾天就白做了。”

大爺表示，他非常愿意配合政府的管理，讓啥時擺、擺哪都行。但當記者問他，如果以后擺攤劃定固定位置，那里生意沒這么好，你怎么辦?他毫不猶豫地說：“那不行，我肯定要換地方，我們擺攤就是要走來走去的嘛!”

放學時間，記者碰到一個賣氫氣球的小販，問他是否愿意在固定的地方擺攤時，他頭搖得像撥浪鼓：“怎么可能?我上午在公園賣，下午來學校門口，晚上去超市周圍，固定在一個地方賣，飯都要吃不上咯!”

地攤經濟與城市管理的度

如何找到地攤經濟與城市管理的平衡點?

深圳大學博士后楊海波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地攤經濟必然會涉及城市管理，要找到地攤經濟與城市管理的平衡點，可從民生幸福、法治城市相結合的視角進行思考，共同塑造城市文明。一是政府層面要進行相應的規劃，避免無序經營和無效管理，規定在某一時間段和特定區域內設點擺攤;二是城市管理人員堅持柔性執法原則，為地攤經濟保駕護航，避免出現不必要的沖突;三是地攤經營者要遵紀守法，不兜銷假冒偽劣產品，做到誠信經營，維護公共衛生，配合城市管理人員工作。

董登新直言，總理點贊地攤經濟后，有些城市開始走極端，新聞上說有地方城管出來做老百姓的工作，要求他們出攤，還有的地方攤位費暴漲幾十倍，一些有錢有勢的人借助地攤經濟的政策，偷稅漏稅或者是霸占市場。這種行為應該警惕，地攤經濟不是少數人偷稅漏稅、占道經營的借口，更不能霸占街道任意擺攤設點，影響城市交通、整潔，對擺攤人應該有身份的相應約定，應該重點向低收入人群、弱勢群體開放。

董登新表示，地攤經濟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后一直都有的東西，但一直存在一個弊端：一管就死，一放就亂。在現代城市，商業門面和電商非常發達，擺地攤也應該上檔次、有秩序、有監管，而不是以民生為借口，讓所謂的地攤經濟無法無天或者重回臟亂差，這樣不光老百姓不同意，地攤經濟也不能長久。

中山證券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所長李湛表示，“地攤經濟”其實是指通過擺地攤獲得收入來源形成的一種經濟形式，其實也是城市里的一種邊緣經濟，但由于一定程度影響市容環境、影響社會社區治安管理及無法準確進行稅收而被限制。然而，地攤經濟存在一定的獨特優勢，其能一定程度上緩解整體的就業壓力，也能滿足大部分低水平消費人群的消費和娛樂需求。更重要的是，地攤經濟能夠有效帶動第三產業發展。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部分中小企業難以渡過難關，以至于部分人群出現就業問題。數據顯示，成都市城管委3月15日發布允許商戶擺地攤、臨時占道經營的通知后，僅兩個月，地攤經濟的興起，保障了全市近8萬人的就業，從而帶動第三產業的恢復，成都市的餐飲業復工率已得到明顯提升。

李湛認為，隨著地攤經濟興起，被當下市場認可，其與城市管理之間應當尋求一個較為平衡的度。首先，對于地攤經濟的市場準入標準應當嚴格把控，商販應當按照持證上崗的要求，在規范經營的基礎上，不占用公共交通道路，不影響市容環境，在規定時間內營業。其次，城市管理應當采取適合各自城市的政策來約束管理地攤經濟，從而避免因強制管理，而將地攤商販驅趕至無法正常營業。合理地助力地攤經濟的發展，將有望促進各地經濟發展，帶動城市第三產業逐步恢復。